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需要指出的一点是，吴敦义目前负债累累的处境，与蔡当局早前通过的“不当党产处理条例”紧密相关。在蔡英文亲自下令下，“不当党产条例”于2016年7月25日通过，次月12日正式生效，仅仅20天之后，“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”就于2016年8月31日挂牌运作。有台媒报道称，由于“党产会”匆促上路，来不及借调公务员成为编制人员，为此，只能大量找聘用人员“代打”。蔡当局迫不及待清算国民党党产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《年终特稿｜大陆真诚惠台利民,让人们看到了什么?》“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，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，如何与劳动、人社、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，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，需进一步考虑。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、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。”